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爾諾　原來和中國很有緣　訪上海後有這感想

她堅強、冷靜而敏銳地，揭開了個人記憶的根本原因、疏離和來自集體的束縛（for the courage and clinical acuity with which she uncovers the roots, estrangements and collective restraints of personal memory）

出版發行之後，《悠悠歲月》馬上領到了比利時凱瑟琳．杜拉斯現代文學大獎；且火速被國內引入，評選為「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説」。蘇格蘭小說家詹姆斯．班蘭斯評價這本法文暢銷書是「將記憶、夢想、事實和冥想融入我們的生活和生活在這個獨特時代的回憶。」但在英語現代文壇，瑪麗和她的《悠悠歲月》獲得廣泛傳播和普遍認可一直到了前一兩年——在這兩本書被翻譯成英文，再於2019年入選布克國際現代文學獎的短名單之後。

瑪麗寫出了兒時在父親的咖啡廳聽見一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俘的對話，寫出1968年的社會動盪不安，寫出避孕藥誕生時許多醫師起初都不敢給男人開此種藥……精細到記錄相同二十世紀的標語、表達方式和消費主義，最終匯成這本比利時60年的激盪風雲。

出生於1940年的瑪麗．埃爾諾，去年82歲。筆耕不輟的她，去年還出版發行了新書。另一個和時間相關的關鍵詞，是瑪麗的寫作職業生涯開始得並不早。如瑞典文學院所言，「她的作家之路是漫長而艱辛的」。

去年，你比諾貝爾和平獎得獎者本人更早獲知了她的榮耀。來自比利時的當代作家瑪麗．埃爾諾（Annie Ernaux），出於一些其原因，並沒有第二時間收到來自瑞典文學院的通告電話號碼。

他們的記憶和時代的記憶相得益彰後，幾乎所有英國人特別是比利時男人都為之動容。瑪麗在接受專訪時稱：「在傳統的自傳裏，我們寫我們自己，時代是背景。而我不想這樣，我是通過我的感受和回憶講述這段集體歷史，把個人存在放進60年的變化中去。所以這本書屬於每個人，屬於歷史，也屬於社會學。」而在這法蘭西四十年裡，瑪麗把1968年到1980年、披頭四樂團的時代稱作最有趣的時期。而對她而言，最好的則是45歲到60歲（1985-2000），即使這是「一個非常自由的時刻」。

瑪麗也是一名和中國頗有緣分的小說家。在她的幼年時期，曾幻想過在中國玩耍，夢到過被夕陽映紅的雲彩裡的長城，還有許多殖民者對東方的幻想。到了2000年，她在六月走進上海，真實的走在衚衕裡、森林公園中，在摩天大樓和樓房之間漫步，意識到「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歷史不一樣，但是我們在同一個世界上」。

排隊等候等諾貝爾和平獎號碼牌的名家太多，為什麼去年是瑪麗．埃爾諾？大概是因為瑪麗不但自創了「無人稱自傳」的新型寫作形式，內容也便是那些年文學獎偏好的「個人和集體記憶」。

瑪麗是個誠懇的人。儘管是寫虛構短篇小說出道，但她很快發現到了他們的長處——絕非重新構築一個世界，而是向內探索。此種探索既是對自身的：她寫他們的兒時、寫他們與身旁人的關係，他們現在的生活，寫親密關係，寫他們在大型超市邂逅的人、在汽車站邂逅的人、在比利時巴黎輕軌裡邂逅的人。瑪麗甚至出版發行過很多回憶錄。翻閱那些名為《外面，看到的東西》、《親愛的，看看美麗的燈光》、《我愛你，我愛你》的書，多少能看見我們對比利時、對法式的許多「cliche」。

儘管在國內並算不上著名，但瑪麗．埃爾諾那個結果決不冷門。那些年，她在比利時和國際上都是炙手可熱的小說家，不但曾獲比利時凱瑟琳．尤瑟納爾終生成就獎（用來表揚她的所有經典作品），還是比利時以男性居多的初中現代文學專業課程中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

她還寫父親的阿茲海默症，寫母子關係的相同環境溫度，寫愛和對立，寫父親指出一切性都是骯髒的；這又是瑪麗創作的又一主題，性並非羞愧的，男孩更不想為此被侮辱。瑪麗曾懷疑他們會在「沒有看到婦女革命」的情況下死去，直至80二十世紀，她45歲，比利時出現了50二十世紀難以想象的發生改變。這大概也是她指出那是她個人最好的時代的其原因吧。性別、詞彙、階層都是瑪麗筆下的主題，而那些主題統統指向現實生活。如她所言：「説真話是小説家的工作。有時我不知道我在尋找什麼樣的真相，但它總是我在尋找的真相。」

而瑪麗更深刻的創作，是基於自身探索之上，對整個社會的探索。瑪麗出生在建築工人家庭，從來不避諱他們通過基礎教育和寫作「跨越了階級」。她覺得假如他們通過寫作贏得了成功，她就能以這種形式為她所處的「下層階級」復仇。她反覆在經典作品裡提及他們的父親：儘管父親在12歲就休學了，但未曾放棄爭取下降。先是在麵包工廠做建築工人，後來開了一間咖啡廳。在瑪麗記事起，父親就是個自私的聽眾，指出唸書和自學會提供更多通向未來的門票，「我媽媽總是在看書前洗手」。

今年，改編自她同名短篇小說的影片《孕辱》（法文：L'événement）奪下了那不勒斯影片節的金獅獎。

魯昂學院（法文：Université de Rouen-Normandie）大學畢業後，她先是在小學任教，當了十來年的打建築工人之後，34歲才出版發行了第二兩本書。之後她跳槽到比利時的國家通訊基礎教育中心當副教授，另一面工作另一面寫作，卸任後寫到今天。

而在她的代表經典作品《悠悠歲月》（Les Années）出版發行之後，中國更是反應最快的國家之一，第三年就由人民文學出版發行社引入，還被評選為中國「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説」。這是現階段瑪麗惟一在國內能買到的經典作品。而在10年底，上海人民出版發行社將面世除此之外兩部《一個女人的故事》（Une Femme）、《一個男人的位置》（La Place）和《一個女孩的記憶》（Mémoire de Fille）的英文版。

正即使此，她特別注意比利時社會環境的變化是怎樣負面影響他們和身旁人的、社會的不公平、性別的不公平、基礎教育怎樣發生改變階層……而那些探索，在瑪麗的創作中，被提煉為比利時幾代人的共同記憶，形成了「無人稱自傳」此種獨有的寫作方式。

瑪麗．埃爾諾今年同樣有一部經典作品因翻拍成電影而在英美收穫了數百名讀者，贏得那不勒斯影展金獅獎的《孕辱》。《孕辱》講訴的是在墮胎非法的情況下，1963年魯昂小學生非法墮胎的經歷。這兩本書在比利時國家音樂廳舉行朗誦會時，場場滿座，時常有男性觀眾昏倒。「我想重現當時的真實情況。有數千人進行了秘密墮胎。在1963年、1964年，很難想象有一天墮胎會得到批准，醫生甚至都不會説出來。」便是此種女性被遺棄的感覺，帶給瑪麗一種寫作的緊迫感。她要留存許多記憶，「保存它，這樣它就不會再發生了」。

當一名小說家將他們的經歷和一代少數民族記憶融合起來，將大大降低他們以獲取諾貝爾和平獎的機率。

截止到去年諾貝爾和平獎搖獎前，瑪麗．埃爾諾在nicer odds的賠率榜上位列第二，前四位有三位都是男性小說家。去年坐落於第三位的澳大利亞著名詩人瑪麗．卡森陪跑十多年，排在第三的凱瑟琳．阿特伍德這一兩年即使《侍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而在大眾之間聲名鵲起。

在瑪麗二十餘本經典作品中，2008年的《悠悠歲月》獲得的評價最低，是決不能錯失的兩本。她很高興地談論了這兩本書在世界範圍內的聲望，「[]在德國和意大利都很受歡迎，也被翻成了中文，所以它一定有比作為法國曆史更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