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藝影片的“白銀時代”，給北京影人哪些啟示？

曹禺的經典作品很受澳門粵語片熱烈歡迎，光是《雷雨》就有三四個版本。1957年，中聯影業公司攝製的《雷雨》高度還原了曹禺筆下的時代特徵，周衝一角還是由成龍出演的，而成龍此前還拍過粵語片版的《孤星血泪》。“在傳統粵語片消失後，許冠文促進了帶有明晰的澳門衛星城民族特色的新粵語片興起。”王培雷說。

近日，在北京影片評論家學會、北京宣德股權股份有限公司FILM影片時光書店聯合承辦的“梧桐影話”影片沙龍上，南開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湯惟傑和影片歷史學者王培雷帶觀眾們來到澳門文藝影片的“白銀時代”，回顧40年來一連串名作，也闡明那些澳門影片給北京影人帶來的思索。

上海影片譯製廠配音員導演、女演員蘇秀曾回憶，上譯曾為影片《少林寺》配音員，“我們四五天做完的工作，自己可能將大半天就要全數奪下，澳門人吃得起苦，工作風速非常高。”爭分奪秒只為節約成本，這讓當時內地影片人第一印象很深。

“梧桐影話”電影沙龍邀請業內編劇、歷史學者、資深影評人和專業創作人員，針對某一部或數部影片，從攝影機運用、敘事內部結構、表演藝術價值和商業運作等專業方向，進行剖析和導賞，暢談電影表演藝術的前世今生，分享海內外電影人文間的差別，帶來身臨其境的“聽”影體驗。

湯惟傑還記得，陳可辛首部在內地上映的電影就是《甜蜜蜜》，當時他在國泰電影院欣賞整部影片，一下子就入迷了。“澳門白銀時代的電影有的是基於澳門的故事情節，有的則不見得，但在影片中都營造了獨有的澳門性。較之之後的創作，《甜蜜蜜》的題材、人物性格，比單純的澳門故事情節更為能夠打動我們。”

澳門和北京之間一直有影片專業人才的廣泛流動，比如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前期，許多北京影人去澳門創建影片公司、吸納專業人才，新中國設立後，也有很多滯留在澳門的影片人返回北京。關錦鵬的《阮玲玉》就是向晚期的影片人致敬。

在《甜蜜蜜》最後一場戲裡，黎明和張曼玉在芝加哥唐人街一間零售店的櫥窗前，一同看著王菲逝世的消息。一組正反打的攝影機裡，黎明的眼神較為僵硬，張曼玉則很活絡，也讓人欽佩選角的貼合。“黎明出演的黎小軍就是一個較為被動、激進的人，張曼玉出演的李翹則是主動融入了澳門社會。”

“澳門文藝影片脈絡也是華語影片的一個縮影。在一個四處講錢的地方，文藝片的脈絡卻一直沒有斷過。當下很多國產主旋律影片都有澳門影片人積極參與。大量澳門類型片、文藝片的實戰經驗和積累，堅信在未來會有一個新的爆發。”王培雷說。

“上世紀80二十世紀初的合拍片概念和現在相同，當時要來內地拍戲，必須通過戰略合作子公司。”湯惟傑介紹，編劇李翰祥來戰略合作攝製《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時，給內地影人最大的憤慨是，自己的剪接速率比同期的內地影片快得多。“比如說100兩分鐘左右影片，看當時我們的順利完成臺本，通常約600-700個攝影機，自己最起碼翻三倍，這也是澳門形成的剪接模式。”

湯惟傑記得，北京小說家王安憶在上世紀90二十世紀時，曾給《萌芽》的影片電視節目現代文學增刊寫過兩年專欄，有首詩就是分析許鞍華的《半生缘》。“她很欽佩許鞍華的選角國際標準，她覺得家境貧寒相對清貧的小夥子，在人際交往中會變得更活絡，更願意和我們交際，相反，一個富家子粗看起來會很多木訥。許鞍華選擇黎明出演沈世鈞，很接近富貴相里帶一點木訥的感覺。”

從關錦鵬的細膩表現《阮玲玉》《胭脂扣》，到許鞍華的底層寫實《半生缘》《得闲炒饭》；從張徹的《新龙门客栈》，到王家衛的《重庆森林》……澳門影片中的文藝片總是領跑在華語影片的前列。反映社會現實生活，關注生活百態，澳門文藝片一直以來都是最難表現小人物在大歷史背景下的宿命的。

王培雷介紹，晚期粵語片較為迎合底層市民胃口，題材多來自海內外現當代文學名著，並進行本土化翻拍，把故事情節大背景改成傳統家庭，比如說張恨水的《金粉世家》、托爾斯泰的《复活》等。

去年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由內地影人劉雅瑟贏得，此前斯琴高娃、趙薇、鞏俐、周迅等人都贏得過這一大獎，但，現階段還未有內地女演員贏得過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隨著上世紀八八十年代合拍片興起，愈來愈多內地電影人贏得金像獎，大獎的選擇性也愈來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