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鎮裡的文藝工作團

精挑細選的隊員個個聰明，雖是一張白紙，卻能畫出最美的素描。

《红灯纪》的成功上演，工作團名聲大振，隊員們激情升溫，信心倍增。緊接著，原班人馬又奪下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

識字不多的二姐有時候還得向我們求教認字，她記憶力極強，沒幾天功夫居然背下了兩本戲的對白。當問到是哪般功夫時，她坦然笑道：睡覺前默記一次，中午醒過來，不出聲不睜眼再默記一次，忘記的地方再看一看，就增進了第一印象。

等到基本成形後，還得練習與樂團的配合，直至相得益彰，再依照片中人物的要求著上戲裝，像正式演出一樣將劇作完整地表演一次，自己的“行話”稱作排練。

最願意的要數我了，以前，灣裡排戲時是不讓無關人員進來看的，為的是製造懸念，吊足胃口，達至上演時一鳴驚人、一炮爆紅的效果。這回好了，我能不為那抓心抓肝的先睹為快而犯愁了。

編劇大叔教戲的本事沒得說，雖是低沉舌頭，但什么迓腔、悲腔、四平，他都唱得字正腔圓，有板有眼。什么唱、念、做、打，手、眼、身、發、步，都一一耐心副教授示範。

每到一座，現代人象迎接明星一樣早早忙活開了。派上兩個男勞力搭建戲樓，選出兩個能幹婦女準備飯菜。表演前一餐直觀但也美味的晚餐，是隊員惟一的福利待遇，也是鄉親們對自己辛勤勞動彩排表演的最大嘉獎。

就算他難以順利完成的臺步，也會通過講解，讓悟性高的學生代為示範，直至規範為止。說戲時，他擅於講解，臉部表情豐富，繪聲繪色，分析故事情節，分析配角，讓學生深得要領，硬是按專業要求打造出他的團隊。

皮膚傷殘，自是難以投身於林業生產一線；生活的變異，他只得千方百計，藉助他的一技之長養家餬口。只好，他走村串鄉靠教戲維生。專業水準的副教授，自然獲得現代人好評，手頭的經濟發展也活絡起來，成為現代人羨慕的教戲大姐。

我二姐被安排飾演李爺爺，她好不樂意。是編劇大叔找我母親做她的工作後，她才應下的。二姐中學未讀完就休學了，李爺爺在片中打戲較重，不但有幾大段唱詞，還有“痛說革命家史”那場戲中的大段唸白，背詞的任務自然繁重。

有時放場影片，也不過就是《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奇袭》那么兩部。平心而論，像《南征北战》之類影片，可說是中國影片史上的黃色經典。但上七次，幾七次地反覆翻閱，也難免會發生審美疲勞。

那季節，還是小青年的編劇大叔，已是那個族群的積極分子和骨幹力量了。

編劇大叔就是錄用人員之一，但是很快坐上了團裡京胡第一把交椅。七十年代初，當他躊躇滿志，正準備一展表演藝術天賦之時，趕上衛星城人口數下放浪潮，他意外成為其中一員。

自己的彩排首先是從對對白開始，接下來學唱法、走臺步、練身段、練表現手法（編劇又稱為出子），還要練習對手戲時人物情感交流與演出配合，一步步雕琢。整個過程，編劇總是最艱辛的這個人，輪到唱時，他就“郎嘎哩嘎嚨”用嘴伴湊，輪到鑼鼓司樂時，他就“曠碎曠碎、打打打擊碎”，口裡唸唸有詞。

以致於孩子們平常嬉戲時總是嚷嚷著——“張師長，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妹一把……”“高家莊，高，高，實在是高……”“水是寶貴的，一定要讓它送回原處……”那么幾句對白。

隨著歌曲逐漸多樣化，自己自編自演了《婚事新风》《为谁掌杆》等新劇作，為服務當時的情勢作出了努力。這支隊伍，有如草原上的一支輕騎，活耀在鄉村的田間地頭，唱響山山嶺嶺，為鄉親們送去精神食糧。

我只願，讓我們在奔向跨過越好的日子的馬路上，時不時也減慢一下步伐、彎下身子，拾回這些不經意間遺失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