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定在攝影機前的鄉愁，秦海璐《拂乡心》讓我們重拾曾經

秦海璐少女時期在丹東學習戲曲行的刀馬旦，從最初不被同學的普遍認可，到勤奮自學後的一鳴驚人，再到考進北京電影學院，剛大學畢業便以陳果導演的《榴莲飘飘》斬獲影帝成名，到第二次以編劇身分參予的《到阜阳六百里》榮膺最佳原著電影劇本獎，再到此次“辭官四部曲”的第三部《拂乡心》集編劇導演於一身。從秦海璐的演藝職業生涯上看，她所選擇的配角及藝術創作經典作品大多數是演繹和家鄉遙遙相望的那一類人。《拂乡心》的場景裡，黯然的眷村、破爛卻一抹紅的歌舞廳，都是她對日常生活的表達，為的是讓常楓找出“當年”的感覺，這部影片的置景、燈光全面配合返回過去的質地，即便在當下，眷村和紅包場已經是極其邊緣的存有了。

影片全劇採用老派的定機位攝製形式，沒有推拉搖移，也沒有炫技的部份。以攝製者的角度上看，這不但是秦海璐做為編劇本身對人物刻劃以及配角的設定有他們的考量和要求，也是為的是更為客觀地呈現出事物的本身，而並非純粹的展現攝影技術上的花活兒。同時，鑑於攝製經常楓已經九十五歲，考慮到他的年齡和他所出演的配角個性，秦海璐編劇所採取的定機位攝製也為那位高齡女演員提供更多了更充份更自由的演出舞臺，這也不失為對女演員的一種愛護。確實，做為高領女演員，常楓後輩會很多容易忘詞，推拉式攝影機的走位也很多許難度，而定機位攝製則讓常楓也不用在乎攝影機的遠近和跟拍，他大可以走來走去，如此放鬆地演出狀態讓常楓能很好的展現配角，也便是這種戲我合一的演出，令常楓榮膺了北京國際影片節金爵獎最佳男女演員獎的榮譽稱號。

所謂“紅包場”，是歌舞廳時代的“遺址”。當年盛行人文最為繁盛之時，遍地都是歌舞廳，那些出版發行過黑膠EMI的女歌手在歌舞廳很暢銷。隨著時代的經濟發展，有線電視和網絡的普及化之後，只剩下為數不多的歌舞廳和極少數無法與時俱進的捧場人，尤其是如蔣生這種無根的異鄉人。這些無法與時代接軌的“蔣生們”依靠歌女的嗓音撫慰自己思鄉的心——即便這些嗓音並不那么地道國際標準。他們也通過給歌女們紅包達成一種特別的感情關係，並非母子、也並非戀人，友達以下、家人嚴重不足，並非家人，但在特殊時刻又勝似家人。蔣生那個配角或許從一開始就是給常楓量身定製，“從望鄉到辭官”，蔣生的形像具備深刻的鄉愁和很強的文學性，編劇秦海璐和執導常楓相互信任與配合，將那個形像通過定焦攝影機較慢流暢的呈現出來，能說是跨越時代的電影人的約會，也是電影人之間的傳承。

影片中蔣生的心靈不再擁有外在的張力，卻有更深層次的雋永的悵惘的此生無法再來的感情糾葛，就讓時光如歌、三秋去了便不再重來，歌女阿珍的《梦驼铃》也是聽一回便少一回，紅包給一次便少一次。每一人的人生，都有眾多的偶然碰面，與誰成婚、與誰成為好友、誰又能相伴，那些本身都有相應的緣分。秦海璐導演編劇的《拂乡心》，也將他們十多年的拍片實戰經驗和人生體驗放進了該片。

對於絕大多數觀眾們而言，出生於1923年的常楓，已經是深藏在腦海中裡的表演屆後輩，但是電影人秦海璐沒有忘掉他，她憑藉著打撈記憶和銘刻歲月的一腔深情，以《拂乡心》的電影劇本衷心請出老爺子做了真正的謝幕演出。《拂乡心》的主人公，就是這種一名離鄉的老人家。蔣生在返回家鄉的一百多年裡都沒有再踏上故土，他的心靈被定焦在小小的眷村、市街、療養院和歌舞廳紅包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