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人物／瓦解電檢管理制度的投石者 楊士琪

楊士琪1950年生，原在民生報出任編譯，1983年轉至中國時報，「光陰的故事」在前兩年公映，剛好是臺灣地區新影片萌芽階段，她所處的時代、她的年齡，都接近這些新影片編劇。但她跑影片新聞報道僅僅9個月，1984年因病去世。

楊士琪跑影片的80二十世紀，在美麗島該事件之後，戒嚴令將解未解，社會隱隱湧動力量，而掩飾這股力量的禁制力，不理解、甚至畏懼那將要脫韁而出的自由熱量，而且當時的創作還受到很大的管控，任何不合乎官方看法的演出，所謂靡靡之音、曝露社會黑暗面、打擊軍民鬥志，都會被禁絕。

「她很堅強、很熱情，可惜她的身體無法支撐這種瘋狂。」曾與楊士琪在中國時報共事、現為楊士琪紀念獎主任委員的胡幼鳳想到故友仍哽咽：「當我知道她因為半夜寫稿而氣喘病發，我很氣，有什麼稿子值得這樣做？」

「兒子的大玩偶」值班人員，(左起)導演曾壯祥、侯孝賢、萬仁、編劇吳念真、企劃原田、音樂創作溫隆俊和原著黃春明。當時我們以為這將是返回中影的「畢業照」。圖／原田提供更多

原田說：「這要看導演，如果導演直接碰可能會很尖銳，他也可以含蓄一點，偏偏萬仁剛從美國回來，充滿了西方思想，他認為就是要直接講貧窮，而且要拍到非常貧窮。」萬仁到現已被拆毀的二號森林公園拍攝地，那是與日本人墳場為鄰的最底層弱勢群體。

楊士琪一一核實，有憑有據，在中國時報發了一篇獨家新聞。這在今天沒什麼，但在戒嚴時期，價值觀控制嚴峻，文工會組織一通電話可以讓報刊換總編輯，這則抨擊中國國民黨伸手進影壇的稿子竟能見天日，詹宏志說：「除了楊士琪的努力，報社也要有這個勇氣。」

當時報界默契是，你家獨家我不跟，但在這件事上，聯合報不只跟進、還做大。陳雨航請來剛完結北美洲聯合報的摯友詹宏志，兩人害怕消息走漏會被「壓下來」，抱持著「可能工作到這一天」的悲壯心情，繞開中時所有本報記者，私底下去專訪、打探，比楊士琪晚兩天出了一整版抨擊報道。

當時任企劃的原田說，在往文工會組織送企劃書時，他已經覺得此事不難，果然編審回覆意見指「蘋果的滋味」有問題，最好換個故事情節，但原田打定主意不換，即使四個故事情節各有時代象徵意義。

「夢幻騎士（Man of La Mancha）」，一部楊士琪看了痛哭流涕的影片，說的是唐吉訶德的故事情節，有熱血、有傻勁，只為理想，一如楊士琪燃燒心靈，只為臺灣地區影片。

「她走的那一刻，大家太難過。」原田說，一大群年長影片工作想延續她的思想，只好在楊士琪去世第三年，27位故舊，包含侯孝賢、楊德昌、朱天文、焦雄屏等人，決定辦個紀念獎，「紀念一個人，但其實是紀念1980年代的那件事。」

整部三段式影片改編自黃春明兩篇長篇小說，分別由侯孝賢導「兒子的大玩偶」、曾壯祥導「小琪的那頂帽子」、萬仁導「蘋果的滋味」。

其中一則匿名稿是吳念真寫的，他說：「我們只是覺得很委屈、很可惜。」幸虧那時明驥承擔了一切，他說：「電影，我外行，你們才是專家，你們去做你們能做的，有責任我來扛。」讓自認「莽撞闖禍」的吳念真和原田有底氣去對付。

隔年，楊德昌影片「青梅竹馬」公映，片尾寫「獻給楊士琪」，胡幼鳳懂了：「從來沒有一部電影是以電影記者為片頭紀念，她做的事是有意義的。」

在這場被原田稱作「批鬥大會」的表決全體會議中，當時中影副總經理明驥努力促成黨國大老上看片，30出頭的吳念真觀察那些大老的微表情，直至文工會組織主任委員周應龍對著他說了一句令他憤慨如果：「你們在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思想基礎上挖牆角。」

詹宏志說，楊士琪挺身而出救了新影片的一個關鍵創作，這件事被所有參予過臺灣地區新影片工作者共同懷念，「懷念的固然是她這個人，也是那個精神、還有那個事件所代表的意義，那是台灣電影創作的關鍵時刻。」

原田記憶裡的楊士琪很熱血，她希望臺灣地區有一大群編劇能拍出跟過去不一樣的影片，較為演出藝術、較為社會性，女演員演出較為真實，更有可能打進國際。

最後的結果，原先堅決不剪的萬仁順著臺階下，不甘心地修剪一、兩刀，換成貧困街道社區鏡頭，換取免被禁映，最終整部投資7、800萬的影片，贏得3、4000萬電影票房，換算現今破億。之後，臺灣地區影片脫離文工會組織的控管，開始說他們的故事情節。

胡幼鳳曾與楊士琪共事，現為楊士琪紀念獎主任委員。吳致碩／攝影

詹宏志回憶，新影片的發生，來自許多人的犧牲與無償幫助，但不功利、不算計的好友之情，便是這個時代的關鍵特點，「包括楊士琪，她不是只來採集新聞，她是一個關心的人。」

楊士琪短短的人生，為臺灣地區電影史留下烙印。圖／吳長生提供更多

楊士琪在那之後，還是會跑到原田辦公室反問：「怎麼最近都沒有再企畫什麼更激烈的電影？是不是怕了？」

原田氣憤，「兒子的大玩偶」儘管過關，之後他卻再送不出任何社會議題的案件，中影換下明驥，為數眾多新編劇鳥獸散，但楊德昌到了外邊拍「青梅竹馬」、侯孝賢拍「風櫃來的人」、張毅拍「玉卿嫂」等等，新影片的火卻在民間燒起來。

原田說：「（電檢）一直還在，只是大家在突圍而已，可是台灣就這樣慢慢開放，楊士琪的角色就是伴隨著這些導演，不但是記者，她也成為他們的朋友，是真正懂他們電影的人。」

不不幸，這片被控告「暴露台灣黑暗面、打擊民心士氣」，文工會組織下令修正18處。

1986年第二屆頒給當年在「削蘋果事件」裡力挺究竟的明驥，即使他完全符合那個獎在表揚的「逆境中創新」思想，是他讓新影片萌芽，創辦影片技術人員訓練班，又讓原田、吳念真那些人文新血步入影片圈。明驥直至又30年後，才獲得金曲獎跟高雄影片節的最佳貢獻獎。

原田說，現如今我們懷念楊士琪，「是懷念一個知己，這個知己很瞭解我、瞭解我的電影。」吳念真也懷念那個會和他爭吵的好友，爭吵都是為的是臺灣地區影片好。

吳念真記得的是跟楊士琪的爭吵。「吵，是因為是對手，她跟其他影劇記者不一樣，她是一個非常嚴厲的同伴。」吳念真說，當時我們對「台灣電影」這五個字有共同的期盼，希望它能夠發揚光大、被世界看見，而且楊士琪經常批評吳念真在寫的電影劇本：「那個需要做嗎？你為什麼不寫其他東西？」

楊士琪只跑了八個月的影片新聞報道，就替新影片守住了關鍵的一役。圖／楊士琪紀念獎提供更多

原田懷念楊士琪。吳致碩／攝影

楊士琪在9個月影片本報記者職業生涯中，最波瀾壯闊的該事件，就是1983年影片「兒子的大玩偶」所引起的「削蘋果事件」。

新版本的第二屆給已經偏離演藝圈的詹宏志。他不只當年跟進「削蘋果事件」報道，後來做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侯孝賢「悲情城市」的編劇，幫兩大導演做國際資源整合行銷，用全世界的小眾文化來養那些表演藝術影片。

第二屆給了陳俊志，除了他堅強踏進同志逆境，爭取合法權益外，也為記錄片爭取補助金合法權益，並且步入電影院。第三屆是由高雄影展選出放映師江泰暾。

居然竟有黑函檢舉影片曝露了臺灣地區的黑暗面。被控告的便是萬仁拍的「蘋果的滋味」，講訴一位建築工人被盟軍的車子撞倒住院治療，盟軍負責管理救護，並且送了當時臺灣地區很稀罕的蘋果公司。黃春明以那些故事情節對照臺灣地區的艱難跟英國的富饒，揭露出臺灣地區小人物的意外。

前中國時報影片本報記者楊士琪對臺灣地區新影片的愛好，如唐吉訶德般持長槍挑戰解除戒嚴前的電檢管理制度，如王安石投石般解放被禁錮的影片創作自由，她揭發的「削蘋果事件」成為臺灣地區影片史的關鍵里程碑式。

導演吳念真說，為讓國片的觀眾們群放大，就要把自稱為知識分子的觀眾們拉進電影院裡，最迅速的作法就是找我們熟識的詩歌翻拍。他記得中影首映禮後，小說家陳映真對當時中影副總經理明驥說：「國民黨終於做對一件事。」意思是，中國國民黨總算能敢於拍出社會真實面。

兩大報接力報道，社會氛圍急轉直下，文工會組織迫於社會輿論收手。詹宏志說：「楊士琪當時挺身而出是因緣際會，得到上司的支持，中國時報也跑出兩個『臥底』，把這一群本來只想有電影可拍的工作者，一下子推到了帶有一點點革命色彩。」

吳唸啊「兒子的大玩偶」導演，曾參予挑戰電檢的該事件。吳致碩／攝影

第三屆頒給大陸編劇吳天明，他除了打破大陸過去的主旋律影片，講他們人文的故事情節，也在成都片廠副廠長任職期間提攜陳凱歌、張藝謀等第四代編劇。吳天明當時因天安門廣場該事件逃亡英國，開著小小的錄像帶店，直至19年後的2007年才來臺領獎，領獎時大哭，非常感謝那個獎在他困苦時帶來的微光。

第三屆給陳國富。他在臺灣地區影片逆境時，引入荷里活資金拍了「雙瞳」，行銷全世界，又體能訓練出黃志明、戴立忍等，高規格提高臺灣地區的製片人水平；後來進大陸，也提高大陸製片人水平，並且持續回饋臺灣地區，捐助臺灣地區第三代編劇。

新影片卻如小草般從木板下竄出新芽。PChome網際網路家庭副董事長詹宏志也曾是影片人，他回憶，新影片運動始於中影內部，企劃部裡的青年人原田跟吳念真，眼看影片環境惡劣，絕大部分影片從澳門出口，臺灣地區本土創作或觀照自己社會的影片，少之又少，而且他們亟思發生改變。

萬仁拿著表決結果的文書去找楊士琪。已經看完片且很欣賞整部影片的楊士琪找上吳念真：「這種事就要講出來，大家辛辛苦苦做了一件事情，為什麼不讓它被看見呢？」原田當天也行動，打電話給黨外週刊、給聯合報影劇版總編輯陳雨航。

吳念真說，那時跟原田的共同想法是，「寫實是我們最渴望的」，意大利早有「單車失竊記」那種跟生活緊貼著的影片，自己希望臺灣地區影片更接近生活，能從影片審核中找出出逃的空隙，締造出新的東西。

原田在跟著張毅團隊到綠島拍「竹劍少年」的直升機上，看見中國時報楊士琪的報道，鬆了一口氣。他還透漏，在綠島接到老公電話號碼，說文工會組織送去一盒藍莓，他打電話號碼問吳念真，吳家收到蘋果公司，送禮人都署名文工會組織祕書長周應龍。

「我覺得毛骨悚然。我坐在靠門邊，砰地開門出去了，我受不了，你要把我fire都可以啦。我們只是單純地想拍一部電影，怎麼會被這樣講？」甩門出去後，看見在外緊張等消息的黃春明，吳念真流淚，後來有則新聞標題就是「吳念真的眼淚」。

新影片大潮是臺灣地區電灣史上關鍵一頁。吳致碩／攝影

詹宏志則謙說，在他參予這兩位編劇的工作時，自己的經典作品已經在各式各樣電影節獲獎了，「是我意識到影展可以變成商業上的工具。他們過去在影展的表現跟賣片是分開的，我想把兩件事合在一起。」他說明，在電影節時就展開賣片，把潛在的片商都請上看試映，若片子獲獎或有讚譽，當場就能下訂。

「兒子的大玩偶」在臺灣地區電影史上有指標性象徵意義。圖／本報資料照

詹宏志在「削蘋果事件」中也充分發揮新聞媒體聲望。葉信菉／攝影

楊士琪(右)是新影片編劇們「嚴厲的同伴」，左為楊德昌，中間是吳念真。圖／楊士琪紀念獎提供更多

原田指出，楊士琪發生在臺灣地區新影片剛起的時間點，「光陰的故事」、「海灘的一天」、「小畢的故事」，電影票房好、題材好，但各方都還在觀望，但是掌權的中國國民黨還秉承舊方式，不容許任何牽涉社會該事件、抨擊社會、顯露出貧困和弱勢，不然就祭出剪片或禁片。

第二屆頒給內湖阿榮劇組的林添榮，即使他在國片黑暗期仍大手筆投資，引入最新器材，但是提供更多許多財政預算相對較低的編劇採用。

那批編劇回去之後，經典作品更超越以前，侯孝賢就拍了「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楊德昌就拍了「恐怖份子」、張毅拍「我這樣過了一生」及「我的愛」、「我兒漢生」，柯一正也拍了他想拍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去年，楊士琪紀念獎與高雄影展脫鉤，理事會評選活動出鍾孟宏編劇。胡幼鳳說，鍾孟宏也是逆境技術創新，從首部記錄片到「陽光普照」，水平都極高、也都有新藝術風格，即便都不暢銷，他仍然堅持理想，拍電視廣告賺影片財政預算，還幫新編劇出任攝影師、當監製組製作班底。如「大佛普拉斯」的編劇黃信堯即贏得他的幫助。

原田分析，即使新影片的崛起動搖了原來的保守勢力，即使年長編劇討厭找年長團隊，如杜篤之、廖慶松、李屏賓，80二十世紀都是助理，都在這一波被器重，也難怪保守勢力會反擊。他當時和吳念真都有個念頭是：「如果這關衝不過去，我們就離開中影，可是跨不過去就完了，所有改革就全部倒退。這不只是一個電影事件，而是一個政治事件。」

但四屆之後，這群好友想著，一來人選難覓，二來每年到楊士琪家打擾，也阻礙了她先生踏進過往，而且復辦。直至胡幼鳳重新組織、奔走，2017年成為高雄影展楊士琪優異貢獻獎，繼續表揚「逆境創新」的思想。

「大家這麼感念楊士琪，因為她是打破水缸的人，她是突破現狀的人，她使得大家看到可能性。」胡幼鳳表示：「這就是一個夢幻騎士的精神。」

萬仁主演「兒子的大玩偶」第二段「蘋果的滋味」。圖／本報資料照

而且某天，中影新副總經理林登飛跟原田說：「我真的覺得侯孝賢、楊德昌應該回來。」

一名影劇本報記者，怎樣在跑影片新聞報道的短短的9個月內，撼動電檢黑手，推波助瀾臺灣地區新影片行進，並被楊德昌在影片中致敬，被侯孝賢、吳念真、詹宏志、原田等一眾摯友懷念著？

胡幼鳳回憶，那一則報道在戒嚴時期，根本是拿他們的前途、甚至心靈在歷險，「大家說她很勇敢，可是勇敢的不是她一個人，是那一代的人都很想突破現況，但找不到突破口，是她丟了一顆石頭、她開了第一槍，她把思想的解嚴早於正式的解嚴。」

而中央影片公司作為黨營機構，下層是人文工作會，在接受新聞局影片檢查和之後即先檢查和電影劇本，影片拍完後再審片。原田說，文工會組織的心態是：「我是老闆，我可以不准你拍。」因而在後來「削蘋果事件」引起強烈反響時，文工會組織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