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講日本的階級矛盾，《燃烧》比《寄生虫》強在哪兒？【那一刻影片】

而他的勁敵Ben，這個被他稱作蓋茨比的成功人士非常自傲，看不起即將被他燒掉的那個社會階層。村上春樹的原著短篇小說裡，“哪裡逮得住！”他很自若地說，“潑上柴油，擦燃火柴，轉身就跑，從高處用干涉儀漸漸欣賞。根本逮不住。更何況燒的但是小得不成模樣的倉房，警員沒那么輕易出動。”

那就讓惠美消亡掉嗎？鍾秀撫摸那兩架架他以為會被Ben燒掉的塑料大棚，那么醜陋凌亂廢棄了的大棚，像在Ben和他的窮人好友眼裡只供取樂的低落社會階層，他哪裡會想到他們珍視深愛的惠美也是其中之一？他甚至不肯面對他們的深愛，因而他無意識下放任了Ben的行為，也引致了惠美的消亡。

影片裡他說的是“警員壓根不能在意”，都一樣，取得聯繫到影片裡惠美的野模女同事說如果：“沒有一個國家是對男人好的”，我能隱約深感編劇以最委婉的說法抨擊日本的男性情況，特別是電影界層出不窮的性虐待男性、奴役男性的情況。

李滄東執導、劉亞仁主演的影片《燃烧》

最後鍾秀沒有燒掉一家塑料大棚，而是脫掉所有鞋子在Ben的賓利和遺體上燒掉了。也只是李滄東的一個無力的分道揚鑣宣言吧，鍾秀在寒冷中赤裸駕車消逝，只是證明了自身的恐懼，並無法發生改變寒冷什么。

這種理解，或許能稍稍安慰看完《燃烧》之後的滿心傷感。是的，為什么惠美無法像以前去西非找尋“大飢餓者”那般只是從那個不堪的現實生活中消亡了呢？就像她在暮色中脫下鞋子跳的那一支飛鳥的表演，她也許融入了更寬廣的暮色中去了——即便，鍾秀也不理解這支舞，只是冷冷地抨擊她不必須把他們脫掉。

《燃烧》是一部甚堪吞嚥的影片，儘管有一副懸疑片的臉孔，但仍然充滿著殘暴的意境，配得上村上春樹的原著《烧仓房》，甚至還多了點什么，而就是這點“什么”，與日本的社會現實生活密切相關，更叫人耿耿於懷。

在鍾秀巡查家周遭的大棚的這時候，有一個很精采又驚悚片的攝影機，夏天長長的日光照出大棚外的他和他的影子，二者似的共謀嫌犯一樣慢慢合而為一，這象徵著他不願面對的慾望是：他也想焚燬一處大棚，就像焚燬他們的階層困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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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鍾秀也是殺人者，他有過很數次機會把惠美拉一把，讓Ben看一看他們的決心與捍衛情人的毅力，但是他自以為他們是弱者，至少是無可做為者。就像他崇敬的福克納所寫《烧马棚》裡的六歲少女沙多里斯一樣，“他這點歲數真的無足輕重，乾脆再輕許多倒也可以遵命飛離人世。可偏偏飛又飛不起，說重又不重，無法在人世牢牢地站定腳跟，更談不上起而抵抗，去扭轉人世間事情的經濟發展了。”但沙多里斯即便誣告了燒馬棚的母親，鍾秀卻居然制止以富人取樂的Ben。

但是鍾秀啊，三個月前惠美脫去外套超度你的寂寞的這時候，你可不是這種說的。你只是看著她身上地板散射的、那個臥室不能有的陽光，一邊愛一邊陷於你更深的寂寞中。女人並沒有超度男人的權利，即便那是她的青梅竹馬，即便那是她同社會階層可以相濡以沫的人。

和村上春樹的主題一樣，這是部關於消亡的影片，而並非關於凶殺。歸根結底，我們並沒有辦法確證惠美是被Ben殺掉的，甚至不確認鍾秀捅死Ben為惠美報仇雪恨，是並非他趴在惠美臥室裡寫給的短篇小說的一部分，而並非“現實生活”。即使李滄東安排了許多曖昧的細節讓影片多處放在虛實莫辨中，比如說惠美掉入井裡的回憶丶她若有若無的貓等，都是不確認的，那些曖昧不斷擴大了影片的解讀空間，但同時也緩和了影片的尖銳。

劉亞仁出演的鐘秀與史蒂文·元出演的BEN

比如說為抗爭奴役而自殺未遂的張紫妍，還有無數個被潛規則的她，在這個畸形地袒護女性與有錢人的社會，如大棚遇火，徹底消亡，何來正義？即便今年有五萬人簽名要求徹查張紫妍該事件，換來的也只是其子公司頭子一年徒刑緩刑兩年，和許多封口費一樣的索賠，所有涉案的權貴都被放過了。

故事情節基於村上春樹的短篇，加上福克納的《烧马棚》，更多加上李滄東一貫注視的人性幽微況味。貧困戶女兒、立志要寫短篇小說的鐘秀，重遇兒時鄰居們惠美，互有好感並且有了一次魚水之歡，三個下流社會的零餘者有點兒惺惺相惜。但惠美在西非旅行認識了上層社會的Ben，與前者關係曖昧，三個月之後惠美遇難了，鍾秀惟一的線索，就是Ben跟他說過他們每三個月就要燒掉一個塑料大棚的“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