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秒钟》到《昨天》

我們斷然不想憤世嫉俗，只是，在賓主盡歡的舞會上以香檳刀切開一罐Salon的這時候；在堅硬若沙的空地上仰望天際時；在太田山中一家清幽小店裡，一邊品嚐本地松茸一邊聊起克爾凱郭爾時.....有時候還是會想起賈宏聲。塑料做成的陀螺和芭蕾舞女演員通常，在柔和的拜占庭地毯上典雅地轉動，快到令人驚歎，快到讓我們恍如看見了他們的模樣。

三個月前，在這個高溫破掉歷史紀錄的上海冬夜， 凜冽的朔風不由分說地包緊了衛星城中的每棟屋苑，每一人都儘量減少著回家的可能將。

對於《一秒钟》，該有一次遲來的驚歎。庖丁解牛般手熟的運鏡表現手法和樸實成熟的佈景外，電影的敘事水平更值得津津樂道——用一則已布微粒的昔日往事，為超脫於“族群感情”的“個人感情”做了絕妙的勾勒。講訴了一位“清醒”的人，在“沉睡”的族群中，怎樣謹小慎微，怎樣百轉千回，怎樣衣不蔽體，怎樣兩難進退。

知悉他的返回後，我們更能想到：那時的他，只是在堅持“繼續活著”罷了。不願被世事裹挾的人，貌似筆挺地站在那兒，卻已經疲倦得想要墜下去。他是巴爾扎克筆下的“自滅者”，在難以避免的生活中消磨著千瘡百孔的自我，並向這世界豎起了中指——在電影裡，在大橋下，對著途人罵著“傻波依”的他，就是這么做的。

我們更忘了這條馬路上的人，而自己，又會迎來什麼樣的過往與結局？

為什么要返回，這世界真的那么不值得眷戀了嗎？

數週後，寒冷總算在那個古老的衛星城宣告了它的鳴金收兵。一個陽光曼妙的尾盤，我重溫了另一部頗具“舊日韻味”的影片——來自張楊的《昨天》。

“他從不愛說話，也不和人打招呼，老是冷冰冰的模樣。”——我知道，是與電影中的他如出一轍的冷冰冰。

平緩之馬路上人群稠密，摩肩擦踵，每一人都為佔有很好的位置，找尋著休慼與共的同類。而我們返回的這條路，卻顯得人跡罕至，以至枝蔓蕭蕭，敗草葳蕤。我看見，很多人返回時，還把這條路的花草吹倒，移植到了新的馬路上，此前通往那兒的指示牌，也被標明瞭“禁止步入”。

那兩年，中國冬奧會代表團在多倫多得到了較好的戰績；市場上八成蘑菇曾被漂白的調查報告引發探討；一場更讓人流淚的地震突然襲擊了內蒙古玉樹省份；揚州多衛星城也下起了數十年未見的大雨，交通癱瘓，水漫街區；還有，蘋果公司用iphone4的公佈變相正式宣佈了江山的易手；郎朗成為了首家贏得門德爾松獎的中國人；蔡國強在北京外灘博物館辦了展出《农民达芬奇》，博物館的門上印出“不知如何降下”..... 木星星星換位，世事日日更新。無論怎樣，我們都不能再記得渺無音訊的賈宏聲，更不能想起連片源都難找的《昨天》。

他的返回，不能帶來任何實際的象徵意義，可我們最好“曉得”——曉得他身在“靠攏著‘原先’的另一側”那個事實，曉得那一側有一片最完美的藍天，就夠了。一大群人共同定義的“理所應當”，絕非真的理所應當。當敬畏規則可以通往“理所應當”之路，卻以將部份天性的偃旗息鼓作為代價，這真的能夠通往比“落下”很好的起點嗎。

叔本華曾在傷痛中留下過一句“在須要被髮生改變的世界中，蜘蛛人是必須的”。可蜘蛛人又在哪裡？也許就是很多完全不似賈宏聲、叔本華的人，通曉“姑且”的人，親手撕毀了贈送給蜘蛛人的邀請函。

那兩天，正好是《一秒钟》的最終放映日。不願錯失它的我，還是 在家旁的電影院中看了當天的最後場次。偌大影廳中，除了我只三人，我們共同見證了整部影片放映使命的順利完成。

許多人都“願意”覺得，賈宏聲是無法理喻的。可我們真的與賈宏聲無關嗎？或許，很多人的皮膚裡都長著一個“賈宏聲”——比率或低或高，或乖張得呼之欲出，或長久埋藏於內心深處，或暴戾得無法壓抑，或早已與其它部份和解，共渡日夜。我想到太宰治，記得他寫了“ 自小現代人就常說我美好，但我總覺得他們似的身處地獄，反而是這些說我美好的人所過的安樂生活遠非我所能企及 ”；還有叔本華——很巧，那位思想家的生活同樣須要雙親和姐姐的照料，直至他返回那個世界。

《昨天》裡，賈宏聲的母親害怕從看守所出來的他再去碰“那玩意兒”，不論他去哪裡，都騎著車遠遠地跟著他。賈宏聲對母親的憂慮瞭然於心，卻不願對母親有一句解釋。面對世界，他總是很沉默。

貝多芬帶著優異的天賦閉上了眼睛，逝世前半小時，他還很清醒，和丈夫冷靜地告了別，還為他們的遺作《安魂曲》做過最後的修正，在非常大的惋惜中告別了世界。而對於賈宏聲來說，返回是他的典禮，活著才是惋惜。

配圖來自影片《一秒钟》和《昨天》

然這一切皆是誤解。如二十八歲的貝多芬在逝世前三個月對丈夫說了那句“我的皮膚好多了”，向“好”的端倪，卻成了返回的序曲。

在《昨天》於2001年那不勒斯影展公映的十二年後，是記憶還沒鏽蝕的2010年。

這對於仍被面包與松露吸引的現代人來說，是多么的無法理解。賈宏聲的苦楚，也與多半人的苦楚無關。如果他想，就能繼續參演婁燁的新影片，在歌迷的淚水中飄浮，出席那不勒斯和維也納影片節。逗留那不勒斯時，不妨下榻於安縵飯店，到二樓的開放夜總會中通宵達旦，不論痛飲之名，是慶功還是單純的開懷。

我想，賈宏聲絕非在苦心醞釀一場悲劇，更似站在了傷痛的天主視角，過早地順利完成了對心靈始末的打磨與雕琢。

影片最後，經歷過精神病院洗禮的賈宏聲，終於與雙親達成了暫時的感情和解。這該是一個不錯的電影結局，可賈宏聲對那個世界，似乎仍抱有太多疑問。編劇的攝影機難以對準現實生活的未來，只好讓一切戛然而止。

影片回顧了當年的著名女演員賈宏聲返回看守所後的一段掙扎感情糾葛的生活經歷。沉迷於毒品和酗酒的賈宏聲，親手加熱了他們在影壇炙手可熱，自暴自棄的他婉拒掉所有的工作，用偏執和極端對決著身旁的每一人。

有別於叔本華，賈宏聲未曾熱愛過蜘蛛人的挽救，面對生活，他只能一次次地講出“順其自然”。而叔本華呢，思索力足夠多高超，卻同樣徒勞而返。較之思索，本性，才是決定宿命走向的道岔。

他要“堅持”的是什么？

久而久之，我們已忘了那是什麼樣的一條路了。有人有時提起，說從那兒能望見一片完美的藍天。

這兒的“真實”，完全屬於極其出世的賈宏聲。他曾經過著得人注目的名流生活，又如定義悖論般一股腦地犯了一大堆過失。他似的蜷著身子躺在了主流和非主流的中間地帶，站轉頭後，也未選擇向前走，而用雙腳刨開了一個足以安葬他們的穴坑。

昔日名流故去的消息，毫無懸念地佔有了演藝圈的幾天頭條。本報記者的長槍短炮對準了他的家——這個坐落於上海北四環的老破住宅小區。兩名鄰居們也配合了專訪，講起了自己眼裡的他：

家鄉的雙親和姐姐不忍心他步向吞噬，來上海照料他，卻好似朝易燃物點了火。自己耗用了非常大的氣力與好久的時間，才得以點燃那場“火災”。

從今天的視角回看，這只不過是一部極具技術創新思想的電影，較之表演藝術的創作，更似臨摹了生活，瑣碎、精細、毫無做作的生活。劇中的多半配角也由真實生活中對應的人物親自飾演。這部影片猶如一部真實到喘息的生活記錄片。

面對天壇的迴音壁時，賈宏聲大喊，“賈宏聲，堅持住！”

《昨天》編劇張楊和執導賈宏聲

有時候，有副鏡頭會發生在我的幻想中：不再有這個憤慨的女演員，電影裡橋下的芸芸眾生都消亡了，留下了穿著磨損皮衣的賈宏聲。他站在馬路上，繼續仰望夜空，接著，笑容。旁邊是他的母親，母親也在笑容。

對於他的返回，自然能理智地深入分析其心理路徑，卻無法解釋，他為什麼堅持走在這條路徑上。我們多多少少都走上過完全相同的路，走了一點艱苦的路途，最後，還是默默地遷移到了不遠處這條很多窄小、卻極為平緩的馬路上去了。

“基本都是他爸陪著他，即便去樓上買包煙，他爸也跟著。”——一如電影中的場景。在賈宏聲的世界裡，時間好似未曾往前邁出過。

不論答案是什么，相關返回之人的一切，都會漸而迷朦難辨。如在靜謐之夜，乘遊輪出海後，從艦橋回望到明亮慢慢微茫的燈塔。

回頭看一看，賈宏聲卻未曾跟回來，他在我們告別了的地方，仰望著藍天——電影裡，他看見過世界上最藍的一片天，這種的藍天“很純潔、很凶殘”（即使純潔，而且凶殘）。

但是，那些看似撫慰身心、為太多人提供更多了活著象徵意義的“壞事”，終而難以入駐到它的腦海中裡。每件被世人冠上“幸福”的事情，卻在他的眼裡倘若無物。它們化成一顆顆小小的光子，飄浮至上空，其飽含的象徵意義也隨著不見於視線而消然散去。

只是，就在那兩年的某一中午，我在新聞報道中獲知了他的返回。和外灘博物館門上的口號相同，他竟曉得了“怎樣降下”。好不幸，又好不不幸。即便，看《昨天》中的他，是棕色、陰沉的，實不像能夠“正常”活在人間的人——此種說法，我宣稱很多殘暴。

所以，這聽上去有點兒不像賈宏聲了。他所以更可能將對婁燁和王小帥的邀約不加理會，繼續住在北四環的老房子裡，演戲劇掙不愁日常開支的零用錢。在京師初雪之夜，與摯友們趴在鐘鼓樓某家涮羊肉館子的沿街座席上，用白酒速破微醺，盡興後再被好友送回來。同日自然醒後，等待下一場盡歡。

更讓人唏噓的是，在那之後三個月（2010年6月），朋友們曾一度以為他“狀態好了許多”。那時，他一改常態地組織了家庭聚會，飯桌上與多年未見的好友推杯換盞、談笑晏晏，結帳時還史無前例地給剩菜打了包，一切都正常得像名普通人。在靠譜、取捨的公路上走得愈發步履輕快的普通人。

同《一秒钟》相若，《昨天》所敘述的故事情節，亦有關於個人與族群的隔岸相對。只較之貼切的《一秒钟》，《昨天》中的個人更斑駁，族群卻更加遼闊，讓這份“相對”，變得太過無力與無聲。

賈宏聲從高空一躍而下，那是出現在十三年前的一次足夠多深思熟慮的返回。顯而易見，從《昨天》開始，他已在準備了。

《昨天》的故事情節，表現了在那個“族群時代”中，一份絕對“自我”的真實存活狀態。賈樟柯的頑固與執拗中，似的也態射了鏡子旁邊幾十億不再執拗之人的影子。頑固和執拗，原本是我們面對世界伊始時的默認行為。只是，當世界要我們躑躅而行時，我們也只好跟隨它的步伐。

*發表文章Ka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