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的傳入，發生改變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形式丨京華物語

導語校對/陳荻雁

發表文章/王謙

綜上，影片在清光緒上海仍屬於休閒活動中的“小眾”工程項目，影片院也並非人人都能步入的公共空間，影片院的低廉車費也成為上海市民觀看影片的一大障礙。總之，影片在上海仍未成為一項普通的大眾娛樂工程項目，看影片在上海仍是屬於具備一定人文程度、社會話語權、經濟發展整體實力的人群的小眾娛樂。

編輯/青青子

下面的引文是美國人甘博於20世紀末20二十世紀對上海的休閒活動的觀察，他注意到了上海娛樂空間中傳統與現代三種休閒活動共存的狀態，並且敏銳地意識到了現代娛樂形式在上海經濟發展的空間及其限度。

在晚清，電影因有傷風化、“甚不雅觀”而引致被禁，難謀發展，但當電影抓住了補充基礎教育、改進社會這根“救命稻草”後，總算就可以堂而皇之地來到老百姓的娛樂生活，而修建電影院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在此種社會輿論環境下，上海真光電影院在開張電視廣告上也明晰則表示：“敝院之設原為輔助基礎教育、改進社會、灌輸智識起見，選影片助慈善、維社會秩序，力所能至，不憚講求。自先設第二分院於中央公園以來，抱定斯旨，立意推行，想亦為社會所共見，故以性質論之，敝院雖為營業之一種，而其成立之初衷，實抱加深國民智識、推動改進社會為宏願。”除此之外，真光影劇院還承諾，在營業前夕，“輔助公益公益事業，選演有益影片及海內外話劇，不收受不正當可恥電視廣告，灌輸新智識、代理訂購各式各樣電影書報”。這樣一來，電影放映的商業活動、電影院這一現代娛樂空間也就贏得了社會輿論上的正當性。

但是，在上海這種一個古都擴建影片院並非易事。影片院對建築物空間、電力供應都有特殊的要求，在清末上海衛星城整體封閉趨勢沒有打破的情況下，擴建影片院面臨著很多現實生活的困難，只好現代人在原本租用戲園放映影片的基礎上前進一步，將傳統的戲園、商鋪或其它公共建築物改建為現代化的影片院。

但是，電影此種現代化的娛樂形式登陸上海之後並沒有贏得迅速經濟發展，而是受到了清政府的嚴苛管制。1907年2月,清廷巡按傅壽嚮明廷上奏，表示：“日前各戲園白天添演電影，男女均市場準入坐，而電影又非將燈光全行收暗無法開演，流弊尤不容問”，而且放電影所用“電鍋等項極其危險,後者三慶園因電氣爆響，男女逃避，傾跌奔撲，甚不雅觀”，並要求京師的各戲園禁賣女座。但是，總監此事的內城巡警總廳卻為電影放映事宜做了辯解，表示男女座席分別於樓上樓下，又各有進出途徑，無傷風化作用，而且凡內容有傷風化作用的影片都一概禁演，上演的影片則可加深觀眾們的科學知識見聞，因而不應禁止電影放映。

上海的電影院非但在數目上不佔優勢，在硬體公共設施、觀眾們數目上也不繁盛。除了真光音樂廳的公共設施較為先進，上海其它的電影院如平安、明星、中天、大觀樓等，或者原由戲園換成，或者建築物不合乎電影院的要求，並非空間狹窄，就是水蒸氣不暢，在硬體公共設施上已處劣勢。在應用軟件方面，“上海看電影的程度是很嫩的，自己所討厭的，以熱鬧搞笑居多，而且故事情節正直的中國影片在上海簡直叫不起座。五家電影院，分佈在偌大的上海，暢銷大多都很清淡”。整體而言，上海市民對電影的立場比不上對話劇熱衷於，上海的電影工業，“如雲繁盛，固猶未也”。

上海的一名影壇人士則進一步表示，北京的影片院“一共起來但只有真光、平安、中央、中天、開明、中華、明星、大觀樓八處，其中要算真光、平安、開明四家最為絢麗，屋宇寬敞，適宜衛生，但票子太貴，看一次至少亦要兩尊袁頭，而且裡頭的顧客，多是一班達官貴人。中央、中天亦還說得下去，地點適中，觀客以小學生居大半，而且生意很繁盛。至於中華、明星、大觀樓卻全是老式戲園所改建，水蒸氣既不流通，座席更不舒適，又加上專映開倒車的片子，而且光顧的客人總沒有像看楊猴小余那樣踴躍”。尤其是國都南遷之後，北京的影片事業更是每況愈下。據北平市社會局1936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北京正常放映的9個影片院觀眾們寥寥，幾乎全數虧損。

即使如此，北京的影片市場與同期的上海、青島等衛星城較之則較為落後。美國商業部曾在1927年對中國的影片市場做過一次調查，自己的調查中提及，“中國現階段有一百零六家影片院，共六萬八千個座席，它們分佈於九個大衛星城”，其中上海即佔了26家。

吳宓在回憶錄中記錄了他初至上海唸書時與老師一同到戲園中觀看影片之事：“（1911年2月7日）早間偕南君、張君至大柵欄慶主題公園觀公益活動影戲，此間曰昇平影片，各劇園於早間皆演之。方式一切與吾在陝所見者無異。演者術尚嫻熟，其公益活動片亦具美感。有放煙火者黃綠畢呈，色煙縷縷。未知其色料怎樣施法，思之蓋塗彩色於公益活動片上者。若其全數皆現一種色光，則必於粘土燈中置有他物，故成諸種色光也。”除此之外，新開幕的東安商鋪吉祥園開始放映影片，隨即，東城護國寺街的絃樂園，西單口袋衚衕的新豐園，意甲成都市場的西慶軒茶園，也都陸續放映影片。

除此之外，那些電影院也以其先進的現代化電子設備為噱頭，向市民鼓吹電影院能提供更多現代化的娛樂體驗，如真光電影院在電視廣告中就宣傳其先進的公共設施：“自備磨電氣，太陽光充裕；座席按最新式仿造，適宜身型衛生；聘用俄官樂師盧布君及大學校長伯齊治君奏演音樂創作；設觀客洗盥室及日式洗手間，均備冷熱水；冬夏季均設抽氣電腦，使院內水蒸氣經常新鮮；全院電燈均用間接太陽光照耀法及散光太陽光驗證法；映演海內外話劇均依照歐美戲場用電光新法。”“系最新式銅骨豪宅，純立體式，門面廣5丈餘，長12丈。粉飾極盡富麗堂皇，宿舍電子設備格外精巧”，“樓下為五合板木椅，共580張，樓上為最新式之鋼條椅子”，“調節水蒸氣之電子設備冬季有水汀，夏季有電風扇及抽風機。日常通水蒸氣有抽氣機，洗手間電子設備亦為最新式抽水馬桶及一切洗盥用具”。

娛樂形式的變化既能彰顯現代人生活形式的變化，也能彰顯時代的變遷、思想觀念的演變。晚清清末，許多盛行於西方的娛樂形式如檯球、影片、現代體育運動等開始傳入上海，多樣、發生改變了上海市民的生活形式，其中，影片的傳入和修建影片院的負面影響格外非常大。

《帝都，国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与文化表征（1898-1937）》，王謙 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2月版。

即使是那些小眾的影片觀眾們，自己對影片的欣賞能力、去影片院的目地也各不相同。有人將上海的影片觀眾們分成“為科學研究學術研究的、為娛樂的、為談笑的、醉翁之間的與為應酬會友的”四種，“自己不盡都崇敬影片，有很多是來解悶的，有很多是來談話的，也有很多是來找婚外情的”。

事實上，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對影片院仍推行嚴苛的男女分座管理制度，那個法令直至1930年8月才由大觀樓電影院打破，“在城北率先推行男婦同座”。就影片觀眾們的階層身分來說，劉昌裔將之分成小學以下男生、小學以下女生、其它成年婦女、政學術界其它機關人士、企業界、軍警界、男幼兒、女幼兒、其它九類。其中，“頭等電影院之觀眾們以小學以下男女生為最少，次屬政學術界及人文機關人士。此蓋因北平市小學生人數為數眾多，小學生多喜看影片。人文政界紳士為握有優越經濟發展權之社會階層，故娛樂之機會甚多”。除此之外，企業界人士亦是影片院的常客，大觀樓電影院的企業界觀眾們佔80%之多。

此種經營理念很快獲得了國人的尊重，國人也認為影片與基礎教育關係密切，表示外國中央政府對於影片事業的重視可為中國借鑑，“就愛爾蘭言之，關於公益活動影片未制之先，有研究會焉，既制之後，有審畫會焉，未經審畫之影片，無法用也。其中央政府及基礎社會活動家，均視作關鍵之一事，故能另一面干預，另一面進行”。因此主張中國也應效仿之，“宜就都會視山勢大小，由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行政管理機關工程建設影數，而且為標兵，有宣講所者可藉助，其地址與宣講相輔助而行，有戲館、茶樓者，亦可借地添演”，而影片內容則應選“古來發展史之申辯，改進社會之短篇小說，動、真菌生長髮育之情況，海內外名勝古蹟之實景，凡有益於倫理知識者，悉可採入，久則愈精”，總之，影片“不唯有裨風化作用，抑亦開闢利源之一端也”。

這五家影院因觀眾們多為外籍人士，因此所放映的影片也以外國電影居多。其中，真光影院因“該場每日嘉賓，旅京外國人士，居其大半，若為中國劇間雜其間，反足令外僑裹足，負面影響電影營業。故之後該小劇場每日專演歐美知名電影，以竭力倡導高等益智之娛樂”。就觀眾們的性別來說，“通常情況，電影院中之觀眾們，皆男多女少，100名觀眾們中只有30個男性，只有‘真光’一間，女客數量較多”。電影院中的男性觀眾們數量較少表明上海的社會風氣仍顯激進。

電影做為一種藉助聲、光、電等新技術的現代化娛樂形式，最先於1895年誕生在法國巴黎。1902年，“外人有攜帶影片及電動機來京者，商諸各戲園而園主無敢借地演映者，蓋電動機既為前所未睹，而公益活動影片尤足更讓人驚訝，嗣多方疏通，始在雕琢廠福壽堂得兩席地以演映焉。初時疑惑與膽壯之人略敢一觀，後常人始有買票入座者”。這是上海電影放映之始。

影片的傳入，

在同一個時期，青島的影片院亦有12家。我們在前文表單中所列舉的上海影片院只是在上海發展史上曾放映過影片的數目，真正同時存有的影片院基本未曾少於10家。在1923年的《北京指南》中，正常放映影片的影片院為大觀樓、中天影片臺等總計10家，而同期的戲園則有三慶園、文明茶園、天和園、廣和樓、廣德樓等22家，除此之外還有影戲班15家。在1935年的《北京指南》中，正常上演的影片院只剩下光院、真光、平安、中央、中天、大觀樓、飛仙、社交堂8家。

1920年之後，中國的影片事業步入了高速公路發展期，這時國內也發生了許多相關影片的專業報紙，發售較早的《电影周刊》在其“出刊辭”中明晰說道：“十九世紀之影片事業，儼然成為一種政治勢力，足以改進社會習慣，加深人民智識，堪與基礎教育並行，其療效於為顯著。”

據甘博在1920年的統計數據，當時上海共計6個音樂廳放映影片，“全數影片院上座達至3000人”。而在1928年，上海“每晚也有六七千人消磨在影片場”。可見，當影片被導入上海之後，還是吸引了大量的上海市民前來觀看。但是，並並非所有的人都會來到影片院觀看影片，在上海，觀看影片有著某一的人群。

與同期的北京、青島等衛星城較之

到了1908年，禁演影片的法令才稍有懈怠，“之後至光緒末年，大柵欄三慶園開演影片，是時清室已銳意維新，朝野講西曆史學者已多，對於洋貨之猜忌亦漸釋，至所映故事情節已有小段故事……據言小醇王福晉最愛在三慶看影片，所謂上有好之者下必有甚焉，只好觀賞者漸形踴躍。計在一二年間，演影片者除三慶外有文明、慶樂、天樂等園。然舊戲園座席不佳，大柱鱗次櫛比，阻礙視線，影片不比大劇之可以耳代目，而人民對影片之愛好亦無聽大劇之深，故仍沒能與大劇相匹敵也”。

之後，又有高官嚮明廷上奏,請“戒遊蕩以汰冗費”，明廷則要求：“外城戲園開演夜戲，著民政部即行禁止。”外城巡警總廳再度據理力爭，指出京師公映影片，發起於洋商，推展於華商，與其聽任洋商攫取國人的資財，比不上使華商格外人之自身利益。至於“外城戲園所演電戲，本廳有規則以取締之，有警務人員以監臨之，有時間以限制之，尚無妨礙之處”。但總廳的努力仍未奏效,直至該年月底,影片在京師內仍被禁演。

下文選自《帝都，国都，故都：近代北京的空间变迁与文化表征（1898-1937）》，將以電影院為對象，實地考察國都上海娛樂空間的變化及其對上海市民娛樂、生活形式的負面影響，較書名有刪節修正。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書名所有。文中所用插畫均來自此書。已贏得出版社許可刊登。

在上海的娛樂場所中，電影院也曾經有過一定的興盛態勢。據1921年的調查顯示：“計自清光緒二年迄今十年間，京中之演映電影者依序開設有丹桂、大觀樓、平安、中華舞臺、一洞天、新世界、城北遊藝園、真光、中天、開明、上海電影院、隆福等場，此中雖有時候演時絀，然總科存者尚有五家之多，至於冬季之中央公園（去年系真光所辦）每禮拜四之青年會，及每多兩星期一次協和醫院並開明子公司之堂會，電影每禮拜約二三次之多，其觀看電影之人數雖無統計數據表冊可尋，然約略計之當五倍於十數年前，且不只設演映電影事業由此蒸蒸日上，吾敢斷製造影片事業國小必有優秀者倡之也。”

長期公益活動於上海的劇作家、女演員陳大悲也指出，北京電影院的“絕大多數觀眾們，討厭看坎坷的故事情節和熱鬧的情節”，“只有極少數的智識階級，專喜推究一片中涵蓋的象徵意義”，還有一類觀眾們是時常光顧戲園的票友，即使“學時髦的緣故”來電影院，“自己有一種尤其難使人辨識的習慣，就是大聲喊茶房找座，大聲談笑，大聲嘔吐吐痰，甚至於大聲罵人等等。這一類觀眾們，並不需要甚么好影片壞影片，自己但是藉以消遣或者會會好友談談心曲罷了”。似乎，就北京而言，一個成熟的電影欣賞族群還未形成，真光電影院所期盼的“文明觀眾們”也未培育起來，北京市民依然依照自己傳統的習慣去欣賞電影，從那個象徵意義上說，電影對北京市民娛樂生活的負面影響是非常有限的。

1913年，有富商“因見大柵欄大觀樓商業不景氣，特子集股份多金將該樓內容改建，夜間獻唱女落，早間測試影片，仿效海式販售客席，更名光明，於近日呈請京城警察廳核准立案，以資營業”。大觀樓自改成影片院之後，“生意異常繁盛”。此後，上海的影片院工程建設開始步入平衡發展期。從1907年平安影片院修建始，至1937年國軍進京之前，上海先後修建了30多座影片院。

影片做為一門綜合現代表演藝術，一直備受關注。但在其導入末期，以影片為代表的現代娛樂形式沒能贏得上海市民的普遍接受，影片院這一現代娛樂空間也沒有替代上海傳統戲園、坤書場的位置。那么，在上世紀初的上海，影片到底是怎樣被導入的呢？

就觀眾們的雙重國籍而言，外國人在上海的電影觀眾們中佔有了十分高的比率，尤其是平安、光陸、真光四個外城的電影院，因與使館區相連，前去觀看電影的人數中外國人佔了30%以下，其中平安電影院“外人往觀影片者最多，與中國觀眾們成正比”，光陸、真光三家也因“電子設備健全、座席寬敞，故足以迎合歐美難民之心理”，而其它公共設施極差的影院外國人就較少涉足，“一等影院外人更纏足不前矣”。

在短短的一兩年內，上海之所以有多家影片院開張，除了影片本身的表演藝術特點吸引觀眾們，還與社會輿論、影片院的主辦者對影片機能的宣傳相關。

1907年上海晚期影片放映場所之一：西單市場文明茶園（照片來源：田靜清：《北京电影业史迹》，上海出版社1990年版）

光陸電影院外景（照片來源：劉昌裔：《北平电影业调查》，載葛兆光編《学术薪火——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湖北基礎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頁）

做為一種現代化的娛樂形式，影片的導入更新了上海市民的娛樂價值觀，現代人對影片所帶來的聽覺體驗深感新奇：“百怪千奇影片開，虛無縹緲起樓臺。人間萬事原如此，這個繁華夢覺來。”同時，影片院的發生也發生改變了衛星城的空間面貌，許多日式的電影院建築物先後拔地而起，為古都上海帶來了新的聽覺體驗。

清廷之所以禁止影片在南京城中放映，除了可能將導致安全隱患，最主要的其原因還是即使影片公映所導致的男女混坐、市民“遊蕩”等有違社會秩序的問題。清廷對影片所下的法令，是自己看見了現代化的影片對現有社會秩序所構成的威脅後的必然反應。

影片本是娛樂工程項目，但影片在步入中國之後並並非被看作是娛樂消遣之用具，而是被當做基礎教育群眾、加深科學知識的休閒活動導入的。1913年，有一名丹麥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申請在中國各大城鎮開辦影片院，“聞其所說理由則曰為啟用人民科學知識起見，並願以所收之費百分之三撥歸各地方，以充行政管理及他項教育經費”。似乎，那位丹麥人已經意識到了若僅將影片定坐落於娛樂，則很難贏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普遍認可，轉而為影片穿上了兩層基礎教育群眾的外衣。

因而，在上海以傳統的說書場、戲園、茶樓居多的娛樂空間中，影片院就締造出了完全相同的娛樂體驗，電與光的新技術給現代人帶來了聽覺上的刺激，影片院效仿日式的空間佈局、內部公共設施也都向現代人展現著西方娛樂形式的優越，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生活形式。為的是使上海市民適應此種新的娛樂形式，真光影院在其揭幕電視廣告中敦促：“請嘉賓注意公德，安守社會秩序，入座脫帽，守靜少談，不亂拍掌，不作叫好，千萬別吐痰，不疑別人，自重自愛，保全公安。”觀看影片這一新的娛樂形式對上海市民而言無疑是一種充滿著疑惑的體驗，也預示著出一種新娛樂價值觀、生活形式的來臨。

清光緒之後，舊有的影片法令不復存在，上海的影片院也步入了新的發展期。上海首家影片院平安影片公司經過停演改建，更名興利平安影片公司重新開張；1913年，前門前大柵欄大觀樓影片園正式開業；1916年，華東影片公司在東長安街老上海飯店開辦上海影片園；1917年，中央公園、公安影片院陸續開業；1918年，前門前香廠路新世界影片場開業；1921年，東安門前廣場真光影片小劇場竣工。

像其它如《电影杂志》《电影世界》《华北画报》，以及北京發售的《影戏丛报》《电影月报》《银星》等影片報刊中莫不聲稱影片對於教化群眾、開啟民智的關鍵促進作用，甚至指出影片“為所含基礎教育象徵意義之娛樂，為雙親者能攜帶家庭成員常觀有益之影戲，必能補助金家庭基礎教育之遜於”。可見，影片在最初並並非僅僅做為娛樂，而是做為教化工具引入、對待的。直至1930年之後，影片仍是做為基礎教育工具加以倡導的：“影片不但是公共的工具，並且是最有力量的基礎教育宣傳法寶，它足以直接負面影響都市中市民的知覺和價值觀，而間接可以負面影響自己犯罪行為之行為，我們應當要把都市中的影片變為社會化，取締私利而著重公利。”

1903年，中國富商林祝三從歐美攜帶膠片與影片歸國，在雕琢廠天樂茶園放映電影，這是中國人在上海放映電影之始。自1905年始，上海民間的電影放映公益活動漸漸激增，並受到現代人的很大熱烈歡迎。但當時電影放映還沒有正式的場所，“放映電影設於臨時搭建的大布篷裡，兩條長椅，觀眾們納兩個銅元，即為入幕之賓”。1907年（清同治三十二年），有外商在東長安街路南開設了上海首家電影院——平安電影公司，另一家電影院只對外國人開放，放映有故事情節的偵探片、搞笑片。除此之外，上海的各戲園也爭相在早上放映電影。

“休閒活動可以清楚地表現出上海人生活的變化。這些幾百年廣為流傳下來的、傳統的娛樂方式如：看戲、吃舞會、聽說書、看中式賽馬、聽歌女獻唱或欣賞雜技表演等，依然佔有著顯著的位置，但現在都有了許多發生改變。‘新型’的戲劇已經出現，說書人除講老的發展史故事情節外，也在講許多有‘基礎教育象徵意義’的故事情節。上海還有許多完全新式的娛樂，如游泳、檯球、影片、森林公園和‘新世界’（有如芝加哥的科尼島）。今後的數月上將驗證出哪些老的娛樂形式可以保留下來，哪些新的娛樂方式真正具備價值並適宜中國人，同時也將決定新的休閒活動會商業化到什么程度，能否為勇於承擔風險的投資人帶來可觀的利潤率。”

摘編/安也